翻开2026年的就业成绩单，对比三十年前那段往事，诸多相似轮廓正渐渐清晰。

　　根据最新预测，今年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已达惊人的1270万人。现实比数字更加冷酷：高职专科生的offer率达56%，而曾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硕博研究生，却以40%的惨淡数据无奈垫底。

　　学历的重量，正被市场以近乎无情的方式重新评估。当人工智能批量取代基础文员，当智能制造领域出现百万级人才缺口时，写字楼里的白领岗依然面临残酷厮杀。

　　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场深刻的供需错配，绝非单纯的文凭贬值。曾经无数家长将大学录取通知书视作稳赚不赔的长期饭票，试图靠教育投资锚定阶层，但随着市场自动调高筛选阈值，盲目的学历升级正无可避免地陷入内耗泥沼。

　　回看这起关于学历贬值的争议，一切并非无迹可寻，把时间线拉长来看，曾经的历史早就在不经意间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先给大众简单说下日本学历贬值的基本情况，第一个阶段是校招市场崩塌阶段，时间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。背景是1990年前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，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，用人需求快速萎缩。

　　刚好那段时间日本的大学毕业人数处于历史最高点，大量学生无法在校招期间找到工作。有观察者那天读到这段的时候，就觉得跟周围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。

　　这个环节人们可以去读一本书，叫《时运变迁》，一个美国人写的，于洁老师翻译，讲的就是广场协定前后日本的情况。当学历溢价的回落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，曾经令人艳羡的社会精英们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残酷的泡沫破裂周期。

　　当时有很多人收入变低，还不起房贷，房子被银行收回，很多人做了一个决定离婚。把房子留给伴侣孩子，自己背债务，然后宣告个人破产，银行就不太追究了，这笔钱就成了坏账。

　　之后这个人不能有正经工作，因为只要工资进到银行卡，就会被银行直接划走。对他们来说，还不如去当流浪汉，给伴侣孩子留了房产和积蓄，自己出去流浪。

　　日本当年有很多这种人，而且好多都是东京大学这种顶级名校毕业的，就是因为太优秀了，能找到高薪工作，才敢加杠杆买房。当时很多人认为名校文凭是稳赚不赔的凭证，但现实是连顶级名校生也不得不面对滑落，这种社会性停滞在海峡对岸同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　　台湾近二三十年大学生的毕业起薪几乎没涨过，永远是22K，也就是两万二台币，大概四千到五千人民币。观察者在台湾的时候物价就已经涨了好多，那时候起薪就是22K，现在还是22K，去之前十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数。

　　台湾和日本有点不太一样，台湾一直在实行低收入低物价的政策，就算物价涨了，跟韩国、日本比还是便宜很多，甚至比国内三亚还划算。现在去台湾旅游，也就比东南亚稍微贵一点，而且现在东南亚好多地方不敢去，台湾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

　　所以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旅游往来非常密切，日本是台湾人的第一旅游目的地，台湾也是日本人的第一旅游目的地。台湾本地的餐馆里，脏活累活基本都交给外劳干，本地人很少干这些。

　　后面台湾遇上少子化加上学历贬值，夸张到什么程度，有两千五百所大学，所有人都能上本科，还有好多大学招不满学生。每次研究这些都觉得特别神奇，有些工种高中毕业就能干，在那里都得是本科毕业才能去。

　　其实关于学历迷信的争论一直没断过，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认为，民众刻板的稳定性焦虑源自过往的分配惯性。以前上大学就等于有干部身份，本科毕业就算知识分子，国家给报到证，直接分配工作进体制，具体分到哪不一定，但肯定有个体制内的工作。

　　后来政策调整了，要安排以前进入各级政府的人员退居二线，让考上大学的年轻干部顶上来。最经典的荧幕形象就是影视剧里的老人，从机关退休回家没事干，要发挥余热，儿子就是大学生干部，在机关当处长，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。

　　核心讲的都是机关人浮于事、政出多门，要精简机构，让年轻的大学生干部上来，才能推进改革开放。所以父母那代人对大学生有刻板印象，觉得考上大学就等于国家管一辈子，那时候考大学也比现在难一万倍，只要考上就是国家的人，肯定有体制内的工作。

　　后来发展快了，大家就产生了误解，觉得自己现在混得好，全是因为成绩好、书读得好，其实都是赶上时代了，可能时代的大门已经关上了，只是这个消息要十年之后才能传到人们耳朵里。

　　这种供需错配带来的时代滤镜，使得整整一代人习惯了用机械的流水线思维，去面对剧变的市场法则。

　　人们的教育体系是非常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系，不光专业有规划，连职业路径都给定死了。

　　这种体系和当年的计划经济特别匹配，讲究对口，对专业主义特别执着，甚至有的理工科专业大一进去就知道四年后去哪上班，以前还有水电站专业、核电站专业，整个班定向委培，只要不被淘汰，毕业直接去对应的单位上班。

　　但看美国的好莱坞演员，很少有科班出身的，最多自己上个表演班，香港的无线艺人训练班也只培训半年，出来就跑龙套，完全是市场化淘汰。台湾演员李立群就是相声瓦舍出身，专科读的是轮机专业，完全不是科班路径。

　　人们的教育体系，加上苏联式的对口培养，再加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量需要本科人才，才让人们对学历有了不切实际的认知，觉得自己混得好全是因为大学考得好、成绩好。

　　其实都是所有因素叠加的结果，就像PA视讯官方网站那个段子说的，三个人在电梯里，一个做俯卧撑，一个做高抬腿，一个做仰卧起坐，到了十楼别人问他们怎么上来的，他们分别说自己是做俯卧撑、高抬腿、仰卧起坐上来的，其实他们是坐电梯上来的，这个电梯就是时代。

　　然而，当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替代文员岗位，曾经那套试图通过死磕题海来实现阶层跨越的应试法则彻底失灵了。

　　很多学生对屏幕有执念，就趁着吃饭的半小时，手里拿着煎饼，手摸一摸鼠标，在网上搜搜明星同款之类的，这是他们残酷青春里为数不多的安慰，能短暂逃离压抑氛围。

　　当时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下面有个六七百字的长评论，是毕业的学生写的，说自己恨透了那个地方，做梦都想一把火烧了它。

　　采访的时候还知道，好多陪读的父母，只要孩子一考上大学就离婚，早就过够了，只是为了孩子高考才忍到现在，孩子要在家庭不和、高压学习的夹缝里考个一本、985，想想都觉得畸形。

　　如果是以前赶上快速发展的时代，苦读一年从211的水平考到985，毕业能进体制、进好外企，挣到钱，还会觉得这个苦没白吃。但现在这个时代，985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心仪的工作，付出的残酷程度没变，回报却少了，甚至根本没回报，那种落差可想而知。

　　还有个事，当年几个名校联考，付出了那么多辛苦，最后考出来的成绩还不如搞素质教育的学校，不知道对他们有没有冲击。观察者后来全国各地跑，才发现世界的参差真的太大了。

　　随着1270万毕业生全面涌入红海博弈场，当年那种进入扩招缓冲池就能逆天改命的特定窗口正悄然关闭。人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情况，还用当年的视角报大学，会很吃亏。

　　为什么觉得给孩子们报志愿的人功德无量，他给孩子们报了这么多年志愿，一方面对政策拿得准，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普通老百姓家庭，想迅速通过上大学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人，他给的建议相对都很中肯。

　　不过有人挺悲观的，这个时代窗口其实已经结束了，他干不过时代。现在已经很难靠读大学，或者读个985、211就能改变命运了。

　　有个同学是福建大田的，就是出大田后生仔那个地方，福建山区的，他是他们村最穷的几户人家的孩子。毕业之后去了大厂，派去非洲工作。

　　他说去国外五年，在非洲也没地方花钱，连工资带补贴攒下来差不多有一百万人民币。五年后他二十七岁，拿着一百万回来，就是他们村的首富了，他们村之前没人见过一百万。

　　虽然他也想在大城市待着，谁不想去深圳上海呢，谁愿意去非洲，但靠这个就能迅速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。当考公热演变成千军万马的极度内卷，我们或许应该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，去县域经济的广阔天地里寻找真正的解药。

　　有句话带有很浓厚的基督教思想，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，叫财富是自由的泡沫，自由是勇气的泡沫，勇气是信仰的泡沫。人们可以把勇气是信仰的泡沫这句话去掉，或者说勇气就是勇气的来源。

　　现在这个年代，读书的回报率在下降，也就是大家说的学历贬值，很有可能选择意志比努力更重要。勇气和智力共同决定未来的收获时，勇气的权重正在上升，未来还会升得更高。

　　接下来想要逆天改命，或者拿到超额回报、溢价，可能就要在勇气和选择上做更多决定。这背后依靠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如果父母是八零后或者七五后，对社会有比较完整、正确的认知，可能会更侧重给孩子做勇气教育，切莫仅仅死磕智力教育。

　　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条件，就要更多回归常识。把那句话改成财富是自由的泡沫，自由是勇气的泡沫，勇气是常识的泡沫更适合中国，毕竟没有特定的文化土壤，回归常识更重要。

　　一个孩子的健康、心态平衡、人格完善，比考九十五分、一百分更重要，这个不需要多高的觉悟，靠常识就能想明白。时代的电梯或许正在减速并重构赛道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舞台就此谢幕。

　　学历贬值、研究生烂大街，这些刺眼的标签背后，戳破的其实是单一成功学叙事的泡沫。日本用一代人的迷失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：当全社会都用“高薪加体面”这同一把尺子衡量人生时，绝大多数人注定会沦为尺规之下的失败者。

　　我们并非必然重蹈覆辙，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产业升级的纵深，以及不断下沉的广阔腹地，依然藏着庞大生机。看清社会运转的机制本身，应当把读书视为提升心智的历练，将其作为索要高额回报筹码的旧念头必须被抛弃。

　　历史的镜子已经摆在面前，能否平稳跨越，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能否尽早调整好心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